个体化进程使得个体在获得选择自由的同时，也从社会机制所提供的安全感与确定性中脱嵌。这催生了人们既渴望亲密联结又拒绝承诺，既追求绝对掌控又逃避责任的内在矛盾。在此社会背景下，平台对社会生活的深度嵌入进一步加速了亲密关系的选择性、自我掌控性和流动性，催生出数据导向的商品化、同质化的数据亲密关系。平台表面上赋予个体对亲密关系绝对掌控的选择自由，将亲密关系包装成“无痛苦”“以我为主”，实则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包容他者和承担责任的意愿及能力，使得亲密关系的起点，即与他人的社会联结进一步消解，从而加剧了现代亲密关系与社会联结之间的脱离。面对这种困境，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作为一种不同于平台数据亲密逻辑的“情感练习场”，虽不能完全替代传统亲密关系中的深层情感和共同成长，但为人们重建社会联结提供情感和交流实践的可能性，从而为在数字时代建构更具韧性、责任与意义的社会联结进行前置训练。继而数字社会联结也就成为个体化社会构建的传播基础。
当前，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迅猛崛起正推动数字平台生态向“超平台化”快速演进。在此语境下，平台内容生产与服务供给的机制和权力结构正发生深刻重构。这一重构进程使得平台内容风险的表现形态愈发复杂，不仅包括技术性风险，更涵盖因技术链条延伸、权力再中心化、运营透明性弱化所引发的结构性风险，这也导致跨主体审计与责任追索困难、制度供给不足、权责利分配模糊等治理困境愈演愈烈。由此，本文立足韧性治理的思路，以动态适应复杂风险为核心导向，提出通过持续校准规则、对齐多主体责任链条、构建制度自我修复与持续学习机制的韧性建设方案，实现从被动应对技术性风险到主动适配复杂系统的治理升级，为完善超平台化语境下的平台内容治理体系提供有效路径。
“媒体的政治性结构”作为“媒介体制”概念内核的理论抽象，强调媒体是根植于特定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和历史传统的政治性存在。尽管数字智能技术深刻改变媒介环境，但媒介市场结构、政治平行性、新闻职业规范与国家角色四大经典比较维度的解释力依然稳定，但须通过经验拓展与指标升级实现历史化重构。“结构中的媒介技术”作为中观分析框架，强调政治性结构以高度适应性对新兴媒介技术进行再配置，并呈现数智时代媒介体制的三种变迁模式：制度延续、制度偏移与制度自生。该框架推动比较媒介体制研究从静态空间类型学转向动态制度变迁分析，形成解释媒介体制发展与创造的新范式。中国传媒改革通过系统整合与实践创造，突破了极化多元等原初理论解释，为构建更具普遍性的全球媒介体制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经验支柱。
威廉·弗卢塞尔在其媒介哲学中，通过“程序化思维”“装置”与“人工智能”等核心概念，对人类传播所经历的从“书写文明”向“程序化文明”的转型进行了深刻的探讨。他指出传统书写思维的线性、历史性、批判性特征正让位于程序化、功能性的符号编码逻辑。其中，“装置”作为程序化思维的运行母体，它吞噬历史而生成后历史（技术图像），使人成为“功能执行者”，最终导致人类主体性的稀释。特别是作为程序化装置的人工智能，它成为人类大脑功能的外部投射与模拟，从而进一步加剧这一危机。基于此，本文考察弗卢塞尔的程序化思维、装置与人工智能间的内在逻辑，归纳其人工智能媒介思想的理论图谱，并为理解数字时代技术-文化困境提供理论资源。本文进一步以现象学-生存论方法完成“二次转译”，将主体性危机转译为媒介本体论内部的生成性问题，为数字时代再访人的主体性提供理论切口。
近年来，短视频快速且深度地嵌入到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然而因为学业期盼和家庭负担，县城家庭的“父母-子女”在短视频使用上矛盾重重。本文通过对甘肃省Z县县城21个中小学生家庭的半结构化协同访谈发现，短视频的家庭化驯化多表现出一种“全家参与、父母主导”的管理型集体驯化，工具维度的显性管理和基于短视频内容的薄弱讨论可能会让家庭成员成为亲密连接的“数字孤岛”。在表现活跃的中小学生家庭中，短视频集体驯化的规则和执行相比动机等因素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协调与编排。子女的反向观察和基于数字痕迹的技术监督给短视频成瘾的父母对子女的管理带来了挑战。父母、短视频平台和家庭教育相关社会工作的三方合力或可促进家庭集体驯化短视频的效能提升。
媒介生态深度变迁下，露天电影本应在演进中逐步走向消亡，但现实图景却呈现出耐人寻味的反向张力，当下城市公共空间的露天电影“再放映”吸引了众多民众与睽违已久的观影体验形成跨时空对话。通过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与文本分析，将露天电影放映、观看视作媒介与记忆实践，提示我们思考文化记忆所依凭的媒介物质性与文化记忆的具身性。研究发现，在城市开放空间放映的露天电影让人们重识“附近”，以具身体验塑造城市地方感；其“再放映”串联过去、当下与未来，在怀旧溯源、当下集体欢腾中滋养未来；时空交叠的代际观影实践则将个体经验融入集体记忆，实现文化记忆跨代传递与共同体形塑。
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满洲通讯》与《满洲红旗》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在近代东北地区复杂形势下的革命斗争。借由向党内动员宣传的《满洲通讯》与向外联系人民群众的《满洲红旗》，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报刊立足“近代东北”这一历史情境，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党报地方实践，丰富了中共党报理论的“战斗性”内涵：一方面，多重势力的压迫使其不得不隐秘地开展办报工作，复杂斗争环境中的秘密出版发行本身具有了鲜明的“战斗性”特征；另一方面，与中央的持续互动更将其深度嵌入中国共产党的广泛斗争过程，以对内和对外相结合的战斗方式为中共党报理论与实践贡献了独特的“满洲经验”。
长期以来，“可穿戴”技术被理解为“身体与感官的延伸”，但这种理解已不足以把握当代人与技术关系的根本性变化。由此，本研究采用媒介考古学方法，考察可穿戴技术媒介史的两大时期：其一是以“身体的延伸”为核心的时期，涵盖从史前史到可穿戴设备初现的过渡，其间技术自主性的萌芽开始撬动传统主客体二元结构；其二是可穿戴技术通用与普及的时期，缔合环境趋于基础设施化。媒介史的断点发生在可穿戴技术普遍接入互联网的时刻，它们由此化为通向庞大而隐蔽的巨型结构的界面。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分布式身体”的概念，作为理解身体与技术关系的新视角，以进一步探索“作为湿件的人类”的存在方式，解构“人机共生”的神话。该概念揭示了当下的可穿戴媒介如何重塑身体的边界，使其呈现为非二元、开放、关系性的生成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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