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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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新闻学

  • 数字新闻业的政治经济学:基于比较体制与数字经济的视角

    姬德强;

    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集中关注数字化所带来的传播资源的过度集中和传播关系的不平等,以及对相应的数字神话的解构。数字新闻业依托于整个数字经济和媒介生态,呈现出与数字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复杂互动。基于这一考虑,本文首先采用国家、市场与社会的三方互动框架分析了欧美社会语境中新闻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化逻辑,以及所型构的虽然一体化但充满矛盾性的新闻体制;随后针对中国的特殊语境,提供了基于统摄性国家概念来进行内部新闻体制调整和重组的数字化分析视野。随后,以数字经济这一新闻业的生态基础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关切为切入口,本文从生产要素的多元配置、生产关系的灵活调整,尤其是数字劳动的压缩、替代与竞争等角度,分析了数字新闻业的经济动能。最后,从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工两个角度,本文提供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贡献于数字新闻学研究的两个前沿研究路径。

    2022年04期 No.349 4-1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01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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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评论

  • 舆论战行为边界的一个重要改变:“打明牌”时代传播片面信息可能导致反噬——俄乌战争中舆论战观察报告之一

    喻国明;杨雅;

    本次俄乌战争中,出现了很多旨在针对互联网上传播的纷繁复杂的消息进行事实核查的自媒体或机构媒体,信息开源导致“打明牌”的时代已经到来。与此同时,这种事实核查平台开源信息社群的存在,正在重新定义舆论战的行为边界。此次舆论战呈现出是一场“事先张扬的攻防战”,在各方机构势力混杂、信息来源复杂、社交水军搅局、一手信息缺乏的情况下,权威媒体应该保持冷静中立,严格遵循二手信息报道的专业主义原则,做好信息交叉验证和事实核查,维护自身的公信力和声誉。

    2022年04期 No.349 11-1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118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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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学研究

  • 数字新闻学视域下主流媒体融合新闻的情感话语建构——基于第28-31届中国新闻奖媒体融合奖项的叙事研究

    詹恂;祝丹文;

    2018年中国新闻奖首设并持续优化媒体融合奖,四年来194篇获奖作品展现出当前媒介融合最新成果。媒介融合为情感因素的释放提供了载体和场域,融合新闻注重新闻情感话语的建构。分析获奖作品发现,获奖作品从地质空间中运用“沉浸式”情感叙事、时空体空间中拓展“情感想象”以及文本空间中搭建“情感框架”三个方面进行情感叙事。进一步归纳分析得出,获奖作品叙事情感因素的运用对于社会公众具有的情感动员效能,能够进一步驱动公众对社会发展进行建设性参与;能够引发共同情感,在塑造人类沟通的意义共享空间方面具有巨大潜力;其对于新闻学话语体系的介入与更新,成为数字新闻学理论和方法建立的推动力。

    2022年04期 No.349 15-22+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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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研究

  • 跨文化传播中国化的历史钩沉与中国跨文化传播的现实镜鉴——何道宽教授访谈录

    李思乐;

    何道宽教授是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最早的引介者。该访谈实质上表征了大时代浪潮下学者鲜活的个体记忆与本土学术场域变迁之间的耦合,同时烛照了跨文化传播中国化的筚路蓝缕和中国跨文化传播实践的蓬勃生机。何道宽教授回顾了彼时引介跨文化传播的历史文化语境,强调了美国三位跨文化研究先驱对其学术旨趣的影响。在肯定了霍尔跨文化传播学奠基人的历史定位之后,他认为传播学不能忘记霍尔等人类学家的贡献,更不能消减自身的人文关怀和研究视野。霍尔对人类文化的共性有透彻理解,其对技术的警惕和批判的深刻性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时代以及将来技术入侵人类机体和心理的时代有重要的警示意义。即使个人、群体、民族的文化各有其固守的疆域,我们也应该更自觉地高举霍尔“跨文化交流”的旗帜,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打破各种各样的樊笼和囚笼。

    2022年04期 No.349 23-31+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38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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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位置”的弹幕:用户的虚拟空间实践

    赵艺哲;蒋璐璐;刘袁龙;

    弹幕被视为一种强互动性的评论文本,但部分弹幕并不承担评论功能,同样也是弹幕的有机组成部分,尤其是位置弹幕。本文应用扎根理论对近三万条弹幕进行编码,发现位置弹幕是空间参与度与用户参与度并重的一类弹幕,其以弹幕空间为核心,联结现实空间、文本空间和弹幕空间三者之间的关系。通过讨论位置弹幕的边界与分类,用户在虚拟世界的空间实践方式得以展现。

    2022年04期 No.349 32-41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29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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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叙事的传播:“媒介事件”研究被忽视的线索

    冉华;黄一木;

    当前的媒介事件研究大多聚焦于事件边界概念和社会功能属性的考察,忽视了戴杨、卡茨的理论创建是立足于大众传媒以讲述故事的独特叙事方式对事件的探索。本文以媒介事件研究的“叙事”为核心,围绕这一概念的应有之意、价值意涵等方面展开讨论。研究发现,叙事作为一种符号资源的结构系统,既是媒介事件的建构语境,也是实现社会中心神话权力的关键来源,系统内的诸要素在数字技术驱动下被再度分配,导致事件语义功能的割裂与语用关系的转型。将叙事的概念与媒介事件理论相勾连,不同于当下学者们对事件研究的细分领域,而是基于戴杨、卡茨“媒介事件”研究衍生而来的,重新考察媒介事件这一经典理论的分析视角,在方法论和理论创新层面具有一定意义。

    2022年04期 No.349 42-50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168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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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与社会

  • 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媒介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

    陈华明;刘效禹;贾瑞琪;

    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本文对媒介嵌入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进行剖析,在厘清媒介化治理的基本内涵与核心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媒介化治理的相应实践路径。研究认为,媒介化治理是以善治为导向的治理;媒介作为基础设施能发挥“媒介规制”涵化作用,对国家治理体系与信息传播体系进行同构,协同参与面向未来媒介化社会的新治理图景。因此,社会场域和系统需不断调适自身以适应媒体规则和媒介逻辑,通过平台一体化、信息供需精准适配、技术赋能提质增效三个实践路径增强媒介化治理效能。

    2022年04期 No.349 51-58+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16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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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宣传工具和基层治理资源:对防疫标语的话语分析

    周妍;朱晓曦;

    新冠疫情防控期间,标语在城乡基层疫情防控宣传、治理中被广泛使用。防疫标语与网络流行语深度融合,实现主流话语的社会化表达,通过网络群体传播获得超越时空限制的影响力。防疫标语以情感共振构建社会认同,这种话语模式通过对个体情感、行为的具体化演绎和对伦理关系的故事化表演,表征出疫情防控措施倡导的新社会规范,避免了因行政命令的生硬给民众带来接受压力,也通过情绪情感体验驱动了人们的行动力。“硬核”防疫标语对劝诫警示的粗犷化展现,是乡村政权等基层治理主体的权力话语生产,其强指令性色彩体现治理主体履行防疫责任的坚决态度和决绝做法。标语在疫情防控期间的基层治理中发挥了较平时更为重要的作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如何更新基层社会动员方式,化解官方话语困境,应探索完善标语在社会治理中的话语生产和传播途径,以实现官民话语融合和“两个舆论场”良性互动,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2022年04期 No.349 59-6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294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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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理论

  • 批评话语分析的否思:外域方法与本土创新

    刘也夫;阎立峰;

    批评话语分析是作为可对新闻进行有别于量化研究的另一种文本分析方法引入传播学科的,契合了学科发展的迫切需求。其本身是语言学在“语言转向”和“话语转向”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后又嫁接了一些社会批评理论,扩展了自身的研究范围,从而极大提升了跨学科的知名度。它在中文传播学界的译介和运用,实际上需要跨语言、跨学科以及跨文化,面临的最大难题是脱离了其产生和应用的原生语境。批判话语分析应该摆脱“工具论”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以获得中国化、主体化的地位。

    2022年04期 No.349 66-7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2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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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辨析

  • 从“物”到“物质性”:媒介研究中一组概念的辨析

    王继周;

    “物质性转向”成为近年国内外媒介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对于“什么是物质性”“物质性可以给思考媒介带来何种新意”之类的问题缺少关注。本文追溯“物”“物质”“物质性”本义的同时,借助海德格尔的“作为聚集的物”、布洛赫的“活力物质观”等理论资源,对这样一组概念进行溯源讨流,澄清这样一组概念在“物质性转向”中的意涵,辨析其带给理解媒介的理论价值与意义,以期有益于弥合“物质性转向”在媒介研究中“名”与“实”之间的种种沟壑。

    2022年04期 No.349 76-84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532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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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新论

  • 今日的“昨日”技术:传真机的再中介化与再制度化

    洪婧茹;

    媒介研究对新媒介及技术发展早期阶段的关注,导致媒介在生命周期其他阶段与社会文化的复杂互动被忽略。文章运用实物分析及参与观察法,探讨传真机这一类型的旧技术,何以作为有效的交流体裁嵌入新的媒介结构:再中介化中的去中介化机制,使其承载了“先进技术”的想象,体现了媒介透明性的文化理想和“在场”的深层渴望。再制度化过程中,直感性较低的“旧媒介”成为一种弹性沟通机制,维系并建构了科层制的组织空间与社会关系。媒介的潜力取决于人们如何协调表达、参与结构和身份建构,其“新”与“旧”作为社会文化建构的产物,在与其他媒介以及与人的动态关系中不断地被协商。再中介化不仅是媒介之间互动的技术过程,还包含宏观的社会物质文化网络的变迁。

    2022年04期 No.349 85-95页 [查看摘要][在线阅读][下载 2465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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